上班要打考勤了！
当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干部员工得到这个消息时，简直和上次听说丁仲元被检察院抓了一样震惊。
A银行孝北县支行从成立到现在，虽说规定了每天上班下班的时间，但从来没有记过考勤。几点钟上班，几点钟下班，上班或者不上班，完全靠各人自觉自愿。即使违反了劳动纪律，也没有谁去追究。从来没有听说谁因为迟到、早退或者旷工而受处罚。而现在，严锋清行长一上任，居然要建立考勤制度。上班要签到，下班要签退，工作时间不得擅自离岗或溜号。
如果这样搞，不是完全没有了人身自由么？想到这一点，大家都有抵触情绪，而且非常郁闷。唯一表现得比较积极的是支行人事股的两个同志。
为了落实严锋清的指示精神，夏宗明四处搜寻，找到了一张闲置不用的办公桌，抬到办公区域的楼梯口。史涛发挥他会写毛笔字的优势，用红色铜板纸工工整整地写了个“签到处”，贴在那张桌子上方的墙面上，还在旁边挂了个铜锣大小的圆形电子钟。
每天上班前，史涛气喘吁吁地赶到签到处，把他精心设计的考勤簿和一支圆珠笔放在桌面上。凡是来上班的干部员工，都必须在考勤簿上签名。正式上班时间八点钟一到，史涛就准时把考勤簿收走。
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史涛再把考勤簿送到签到处，等候大家签退。而且必须在下班钟点过后半小时之内完成——就算你再忙，也要签完退之后再去加班。
上班没签到，证明你迟到了；下班没签退，证明你早退了；一天当中既没有签到，又没有签退，证明你旷工了。史涛有时还会充当监工的角色，出现在支行机关各部室或者各营业网点，检查该上班的人员是不是在岗位上，不在岗的需要说明原因，否则就记你中途脱岗。
这种制度设计是合理的，但懒散惯了的人们却难以接受。这是上班还是坐牢啊？别说A银行孝北县支行历史上没这样搞过，就是孝北县的其他单位，也没有管得这么死的啊！
为了签到和签退，每天临近上班或者快要下班的时候，营业办公楼二楼出入口总是人满为患，出现排队等待签到或签退的壮观场面。大家撇凉腔，敲怪话，吵吵嚷嚷的，煞是热闹。
支行几个行领导起初都在观望，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参与考勤。后来他们看到，从实行考勤制度的第一天起，严锋清就规规矩矩地在考勤簿上签名字，而且经常出现在等候签到或者签退的队伍中。既然“一把手”也不例外，几个副职也只好老老实实地打考勤。他们和员工们站在一起等候，感觉非常没面子，难免心生怨气，可是又敢怒而不敢言。
暂且忍忍吧！说不定过段日子就会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（舅），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他们都指望这种把戏只是做做样子，新开的茅房三天香。不只是几个副行长，其他干部员工都抱有这样的心理，而且认定这种幻想一定会变成现实。
正当大家带着侥幸的心理等待着考勤制度夭折的时候，严锋清变本加厉地提出，行领导必须参与非工作日值班，实行轮流带班制。
我们已经知道，不管是休息一天的“小礼拜”，还是休息两天的“大礼拜”，包括节假日，只要是不上班的日子，A银行孝北县支行都会安排干部轮流值班。但参与值班的人员，仅限于股长主任这些中层干部，几个行领导只是在值班表上挂个名，应付上级单位的检查。现在规定行领导带班，要求他们周末在单位留守，人不能离开孝北县城。严锋清作出这一规定，也不是存心与班子成员过不去，而是形势发生了新变化。因为国务院刚刚发布了公告，自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起，在全国普遍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。
每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——这在国外算不上什么新鲜事。早在一九二六年，美国汽车商亨利·福特就在他的公司里这样搞过。后来，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实行这种制度。眼下，即使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，也有一半以上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实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制。直到一九九四年三月，才试行隔周五天工作制——“小礼拜”和“大礼拜”应运而生。如今，终于要全面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了。作为一种福利，“双休日”体现了社会的进步，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，拍手称快。
不过，作为窗口服务行业的商业银行，又面临一个新挑战。那就是如何做好“双休日”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中国A银行总行专门就此下发了文件，对周末和节假日干部值班制度作了严格的规定。严锋清提出行领导周末带班，实际上是为了落实上级行的相关要求和精神。
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成员中，除了程金林家住孝北县城，其他几个人都家在外地，属于“走读”干部。他们通常周一上午来上班，周五下午回家与亲人团聚，来去都有单位的小汽车接送。现在要求这些“走读”干部非工作日在单位里留守，他们自然不乐意，也觉得不方便。不说别的，光吃饭就是一个大问题。
A银行孝北县支行职工食堂只有工作日才开火。做饭的师傅是从花园镇附近农村请来的临时工。人家也有休息的权利，不可能在休息日到单位来给值班人员做饭吃。几个行领导又没有自己单独开火的习惯，让他们带班，吃饭的问题如何解决？
以往，这些家住外地的行领导偶尔也会因为特殊情况，留在孝北县城过周末。但这种时候，他们多半都是在陪客人，能够公款吃喝。万一没有饭局，他们也会被某个同事盛情邀请，到别人家里蹭饭。酒足饭饱之后，还有麻将侍候，享受一条龙服务。不过，那种情况毕竟有数，麻烦打搅别人的时候不多。而现在，轮流带班成了一种制度和常态，再到同事家里蹭饭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。
严锋清第一次“双休日”带班时，好几人都来拍马屁，请他去自己家里吃饭，结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早中晚三餐，他都是在街上的小餐馆自己掏钱买吃的。
王加根实在有点儿不忍心，当天晚上就来到严锋清的宿舍，叫他第二天到他家里吃饭。
严锋清笑着问：“别人邀请我都没有答应，如果你邀请我就去了，别人会怎么想？”
王加根想想也是这个道理，就没有让领导为难。
不过，等到他女儿过十岁生日时，严锋清还是接受邀请，到五一饭店参加了王欣的生日晚宴，而且随了份子钱。
这让王加根和方红梅觉得很有面子。
如今份子钱水涨船高，起步价就是一百元。有些关系比较好的，或者家里马上也要办喜事的，就随两百元，甚至更多。想想王加根和方红梅结婚时，份子钱只送三块钱或者四块钱。这才过了十年时间，价码就翻了几十倍。不晓得是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还是物价上涨太快了，反正份子钱的增长速度让人瞠目结舌。
王欣过十岁生日礼金收了六千多块钱。除去请客的花销，还结余四千多元。在如何使用这笔钱的问题上，王加根与方红梅又产生了分歧。王加根想用这四千多块钱买台计算机，圆他多年的电脑梦。
自打学会了打字，感受到了四通打字机的方便，他做梦都想拥有一台家用计算机。他听别人讲，电脑不单可以打字写文章，还能放CD和VCD，学英语，听音乐，看视频，上网查资料，收发邮件，能干好多好多的事情。电子计算机是时代发展的新潮流。将来如果不会用电脑，就相当于一个文盲。因此，他想尽快把电脑买回来，早一天学会就能早一天脱盲，为未来的发展赢得先机。
方红梅却不同意。
她说，她爸妈老早就打过招呼，王欣过十岁生日的礼钱如果有结余，就借给小弟敬武做生意。敬武的新房子封顶上梁后，手里的钱就用完了。现在半拉子工程摆在那儿，等着钱搞装修。
“他借钱也不是直接拿去装房子，而是作为本钱做生意。等他赚够了装修房子的钱，就会把钱还给我们的。”方红梅耐心地解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