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武在考察春秋作战经验后，曾告诫人们攻城“为不得已”时采取的一种下策。但至战国时，攻城作战则成为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，成为军事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。《孙膑兵法》就曾根据地形条件，将城池区分为可攻的牝城和不宜强攻的雄城两种类型。可惜目前尚未发现当时记述攻城战术的专著，仅《墨子》在论述守城战术及城防设施时，曾将战国时期攻城战法总结为12种。这12种战法虽然不够详尽，而且将攻城器械与攻城战术混淆在一起，但也足以说明当时的攻城战法已较前大有发展。《墨子》所述攻城战法为：临、钩、冲、梯、堙、水、穴、突、空洞、蚁傅、轒辒及轩车12种。其中临车、冲车、钩援、梯、堙及蚁傅、轒辒7种，为春秋时即已采用的器械和战法。轩车，也叫巢车，其形制和性能基本与临车相同。其他4种，则是在春秋战法基础上发展而来。水，即引水灌城的战法。由于当时城池均建筑于河畔或两河交会之处，所以攻城军队在久攻不下时，往往采用筑坝积水灌城办法。如周定王十四年（前455年）的晋阳之战，智伯久攻不下，乃于周定王十六年（前453年）截引晋水灌城。城内赵军几乎全军覆没。又如周赧王三十六年（公元前279年），秦将白起攻楚，包围了楚都鄢城（今湖北宜城东南），白起在鄢西筑坝，引水灌城，城中军民溺死者达数十万人。再如秦王政二十二年（公元前225年），秦将王贲攻魏，围魏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决黄河和大河之水灌城，结果城毁魏亡。穴，主要指以地道作业破坏城墙、为攻城部队开辟通路的战法。《墨子》称之为“穴土而入，缚柱施火”。实际上，穴攻就是通过地古代城市攻守作战，有极大的参考价值。战国时期的城市设防，基本上是以城墙为主体、以永备工事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。通常情况是：城市周围有夯土城墙一道或两道。城墙内侧修有环城马路。城墙外侧设有三四道人工障碍。凡远射兵器射程之内的地区，平毁一切地物，以扫清射界、视界。距城5公里处，有一道警戒线。距城15公里以内地区，实行坚壁清野，一切人员及可能为敌利用的物资（如木料、粮食、畜禽等），全部转移至城内，有时还将携带不了的物资焚毁，并在井内下毒。此外，在城外各要地，往往筑建小据点（亭），特别重要的地方，甚至构筑由三个支撑点组成的大据点，以一定兵力防守，以迫使敌军过早展开，迟滞其进攻行动。另在通往国都（主城）的大道上，每隔一定距离建一据点（邮亭），内设烽燧，与国都保持联系。邮亭周围设7米高的围墙一道和外壕两道，有一定防卫能力。其筑城和守城战术方面的情况大致如下：（一）城墙工事和守城战具城墙顶部，一般宽7至10米。顶部内外两侧，筑有厚约1米、高约0.6至1.4米的女墙（堞、俾倪），外侧女墙较高，中部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孔（爵穴），墙上筑有垛口。城墙四角及城门顶部，筑有土木结构的敌楼。每隔180米，修建一座突出于外侧女墙约3米的木楼，它不但可用以消灭城下死角，又可据此对爬城之敌实施交叉侧射，形成有翼侧掩护的三面防御。每隔360米，修建一座突出于内侧女墙约4.6米的木楼（立楼），以备同突入之敌战斗时，消灭城墙内侧下死角。每隔180米左右，还在外侧女墙内筑建土楼一座和木横墙（隔栈）一道。敌人如登上城顶时，土楼用于据守，横墙用以阻止敌人向两翼扩张。横墙一般高3米，由削尖顶端的木桩联结而成，开有可启闭的小门，供守军平时通行。根据战斗需要，城墙上按地段存置一定数量的作战物资。规定每50米至90米放置抛石机（籍车）1座，每20米左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（柴搏）20捆，每45米左右设置锅灶、水瓮及沙土，每4米左右存放弩、戟、连梃、斧、椎各1以及若干石块、蒺藜等。在众多的作战物资中，比较重要的新型守城器械有以下几种：（1）连弩车，即可以连续发射大矢或小矢的大型床弩，仅弩机即用铜75公斤，需10人操纵使用。弩身装有简单的瞄准具（仪），弩身还可以上下活动以改变射角。（2）转射机，即安装在可以转动的木架上的弩。每弩由2人操纵，射手可操纵其任意变换射向。（3）悬脾，即由辘轳、铁索和滑轮操纵、能沿城墙外壁上下移动的小木堡。堡内1人，持5.5米长的两刃矛，击刺爬城敌军。由4人操纵升降。（4）累答（籍幕），即防矢石的软帘。当敌军以密集队形蛾傅爬城时，可将悬挂于城堞外的累答点燃，用烈火覆盖爬城敌人。（5）火捽，即火檑木。在2.5米的车轴两端安装车轮，在车轴上用荆棘条捆裹大量柴草制成，当敌军以密集队形攻城时，点燃柴草，砍断吊索，从城上向下方的敌群滚去，用以砸、烧敌人。
城门与春秋时一样，共有两重。门洞中部，另建一道辘轳操纵升降的悬门（板闸门），在敌军攻破大门时放下。悬门及大门门扇上，开有若干弓弩射孔，用以射击攻门的敌军。为防止敌军以火箭（烟矢）或其他引火器物焚烧城门，在悬门及门扇外倒涂有一层厚泥。城上门楼中，放置若干贮水容器及灭火用具，如陶瓮及带2米长柄的麻袋和革盆等，同时在城门及悬门外侧门洞顶部，凿有一条适当宽度的堑沟，以便当城门燃烧时，用带柄的湿麻袋及革盆盛水，由堑沟向下扑灭门火。城内的环城路与各主要道路连接，城门两侧及四城角处构筑登城梯道或坡道，以便于兵力和作战物资机动。通常在城墙底部，每隔约200米，修建一条由城内通向城外的通道——突门，以作为突击队出城反击的道路。在通道内筑建窑灶，安装风箱、贮存柴草及准备塞门的连轴车轮，以备敌军冲入突门时鼓烟薰敌及堵塞通道。必要时，在城内距环城路适当距离处，再修筑一道土墙（傅堞），由环城路与土墙之间挖壕取土，壕深一般为3.5米，宽约3米，壕内填塞树枝柴草。一旦敌军突入城内，守军预备队可据土墙防守，并可引燃壕内柴草，在城墙守军与土墙守军夹击下，将突入敌军歼灭于此狭窄地带内。当柴草燃烧毕，即成为内土墙之外壕。（二）城池外围障碍配系构筑与设置障碍物，通常以城池外围为主。在距城墙2.5米范围内，环城设置5行尖头木桩，高出地面约0.5米，交错埋设，用以迟滞和阻碍登城敌人行动，同时可以杀伤在登城过程中摔下的敌人。在尖头木桩障碍带外，设置一道宽约2.5米、类似鹿砦的障碍（裾、薄），以阻止敌人，特别是阻敌云梯接近城墙。在守军出入的方位上，留有通路（裾门），通路上仍放置鹿砦，但不深埋，可以移动，并在城上正对通路的位置设置标记。在城门外约10米处，挖一深壕（陷阱），上设“转关桥”。桥仅中间一粱，梁两端有横木，横木由凸出壕沿的木榫支撑，木榫可由绳索操纵使其伸缩。当木榫凸出时，桥面平稳，可以正常通行人马。当敌人行至桥上时，拉动机关，木榫缩回，桥面以梁为轴翻转，桥上人马跌入壕中。护城河是最外一道障碍。河底插有竹签桩（竹箭），长短相杂，交错埋插，最高尖端在水面下10厘米左右，以免被敌军发现。在正对城门的河上设有起落吊桥。也有在护城河以内地带，再设置一道木篱栏障（藩），或修筑一道土墙（冯垣），并派出一部兵力据守。当敌军进行填河作业时，可依托藩、冯桓等工事，用弓弩射击敌人，或点燃柴草，以风箱鼓风，用烟、火薰烧作业的敌人。另外，城上还备有'藜等移动性障碍物。蒺藜是以铁或硬木制造的刺钉，有四个锋利的锐尖，任意置于地上，总有一尖朝上，可以刺伤敌人。临战前用“蒺藜投”（一种小型抛石机）撒布于敌军行进的地
段上，以破坏敌军的战斗队形和迟滞敌军的进攻速度。（三）警戒及通信联络城墙上各敌楼配置有值班人员，以观察敌情；此外，每隔60米左右，还建有观察亭（坐候楼）1座，内设昼夜观察哨。在距城5公里处，环城建一道警戒线，每隔一定间隔，在制高点上设3人观察哨所1个。由哨所向后，每1.5公里左右设1个联络哨，用目视信号同警戒线观察哨、城上观察哨保持联络，传递信息。当时规定的目视号有：发现敌军时，举1帜；敌军向警戒线接近时，举2帜；敌军进入警戒线时，举3帜；敌军向城市开进时，举4帜；敌军接近城郊时，举5帜。夜晚则举火为号。另外在城外各交通要道、关卡等处，设置3人1组的斥候（潜伏哨），其任务是侦察敌人行动和捕捉敌谍，夜间则在警戒线内外进行巡逻。一旦敌军大部队进至城郊、即将围城时，则撤收城外所有警戒。敌军开始攻城时，由城上当面守军指挥官——亭尉发出信号，向指挥部或友邻报告和通报敌情。例如当时规定：敌军接近护城河时，击鼓3通、举1帜；敌军填塞、渡护城河时，击鼓4通、举2帜；敌军进至藩障时，击鼓5通、举3帜；敌军进至冯垣时，击鼓6通、举4帜；敌军通过鹿砦接近城墙时，击鼓7通、举5帜；敌军开始登城时，击鼓8通、举6帜等。在战斗中，城上守军需要后方支援时，也是以规定的旗帜信号报告及通知。例如，需敢死队支援时举苍鹰旗，需大批人员支援时举双兔旗，需要补充弓弩等远射兵器时举狗旗，需补充剑盾等格斗兵器时举羽旗，需火战器材时举赤旗，需滚石使举白旗，等等。（四）兵力部署与守城战法守卫城上工事的正式战斗士兵，均按米密度配置1人；辅助防守人员，按2.3米密度配置1人。这是当时计算守城第一线兵力常用的标准。辅助防守人员，基本上是从全城居民中按成年男子25%，成年女子50%，老弱人员25%的比例征集的。所征人员按照性别、年龄及身体条件分编为三军：“壮男为一军，壮女为一军，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”。通常，壮男之军“盛食厉兵，阵以待敌”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壮女之军构筑工事，设置陷阱，扫清射界、视界，有时还要运送作战物资。老弱之军担任部分后勤保障，负责饲养牲畜，采集给养及柴草等工作。以上是正常情况下计算守城兵力的标准和人员部署原则。若敌军以较大优势兵力攻城时，在敌主攻方向上的守兵密度要相应加大。《墨子》曾根据当时的战争实践，以10万之敌攻城为例，认为攻城军队所采用的队形不会超出四种。即使敌方投入最大兵力攻城，主攻方向的正面充其量也不过920米。在这样宽的正面防御时，配置包括正式战斗士兵及辅助防守人员在内的兵力，可按照每2米设置9人的密度计算，以4000名守兵严阵以待，完全可以抵御住敌军的进攻。针对敌方攻城的战术、技术，最主要的守城战法，大致有下述几种：其一，抗“高临”。攻方若使用临车及高台（羊黔）战法时，是企图制造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，以便充分发挥弓弩及抛石机等远射兵器的威力。因而，守军就须“以高制高”，在城上建造“行城”（也叫台城）。行城一般高于城墙7米左右，其上再筑约1.4米高的女墙。这样，连同城墙，总高度可达25米以上。以当时的生产技术，不仅无法制造如此高的临车，即使攻方积土为台，在时间及人力、物力上，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。这样，就可以杀伤压制“羊黔”和临车上的敌军，挫败敌居高攻城的企图。正如《通典》所说：我筑行城“高于敌台一丈以上，即自然制彼，无所施力”了。其二，抗“蛾傅”。当敌军攻破冯垣和障碍，开始用云梯等器械和密集队形登城时，城上守军则由正面女墙、侧面木楼和各个沿墙上下的“悬脾”中，以弓弩、籍车、滚木、礓石以及两刃长矛等杀伤爬城之敌。同时点燃烟灶，并撒布细沙、柴灰、稻壳、草屑等物，薰呛、迷盲敌人。此外，向下倾倒开水和投放燃烧的“累答”、“火捽”等，以杀伤密集的敌群。当部分敌军爬至女墙时，守军则以连梃、长椎、长斧、长镰等近战兵器，打击和砍杀爬城之敌。敌军若乘夜暗爬城时，守军即点燃贮备的火炬，由女墙“爵穴”中伸出墙外照明。守军在火炬照明下，可以清楚地看到爬城的敌军的行动，而敌人则不可能看清城上守军的情况，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。假如部分敌人翻过女墙、登上城顶时，据守土楼的人员即依托土楼抗拒，待支援部队赶到后，相互协同，将登城之敌消灭于两“隔栈”之间的地段内。其三，抗“穴攻”。攻方以地道作业破坏城墙，或利用地道潜入城内，都属于“穴攻”战法。守军通常采用“以穴制穴”的方针进行对抗。首先以瞭望、瓮听法发现和确定敌军进行地道作业的方位，然后向敌实施地道作业，与敌地道贯通时，即以各种攻击手段挫败之。此外，地道内还放置有狗，利用狗灵敏的听觉来侦听敌踪。这是我国历史上使用“军犬”的最早记录。如果敌军崩毁某段城墙出现缺口时，守军即迅速以“柴搏”进行补堵。其方法是：在原城墙外侧位置的崩土上，埋设高4米以上的木桩，桩距约20厘米，将木桩连接为栅，然后用柴捆纵横交错地堆放于木栅内侧，连接断墙，封锁缺口，情况允许时，还可在外侧涂抹厚泥，再以毛柴、土块、碎石等将柴垛塞满填平，尽可能使之坚实，以利日后能在上面建筑女墙。其四，抗水淹。当攻方使用筑堤积水灌城的战法时，守军一般采取疏导的方法对抗。根据地形地势，在较低位置，挖渠或挖井泄水。也有的组织突击队，在城上远射兵器掩护下，乘船实施突然出击，掘开敌军所筑堤坝。决堤不仅可以泄水，有时还可以倒灌敌营。例如前述晋阳之战，赵襄子就是乘夜掘开智伯所筑晋水大堤，使晋水反灌智伯军营转败为胜的。